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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洪海峰来办公室找了陆浩一趟，主要是商量竹海体育场建设的工作。
安兴县之前已经开过常委会了，通过了竹海体育场设计工作的方案，走的是单一来源的采购流程，直接委托给了两家设计院合作设计，一家是川省那边的，一家是滇省那边的，他们前一段都去大竹海考察过了。
经过两家设计院这段时间的加班，竹海体育场的设计已经有了初版，洪海峰上午就把设计图发给了陆浩。
虽然陆浩不是建筑专业的，但他电脑上也安装了相关......
飞机落地后，陆浩被安排入住国务院机关招待所。房间朴素整洁，一张书桌、一台内网电脑、一部加密电话，墙上挂着一幅《全国行政区划图》。他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打开公文包，取出那份由陈志远亲手交给他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逐字逐句重新研读。
夜已深，窗外长安街车流不息，霓虹映照在玻璃上，像一条流动的星河。他坐在灯下，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一边勾画重点，一边写下自己的思考与疑问。这份文件看似温和，实则锋利??它试图打破“土地财政依赖”的旧模式，推动征地从“行政主导”向“法治协商”转型。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建议是：“试点地区应建立‘村民代表大会表决机制’，对征地项目是否启动、补偿标准如何确定拥有否决权。”
陆浩盯着这一条看了许久，心中既振奋又沉重。他知道，在安兴推行这套制度尚且艰难，若要推向全国，无异于撼动整个地方治理的根基。多少官员靠“一言定案”积累政绩？多少资本靠“政商默契”攫取利益？一旦让百姓真正握有话语权，那些潜规则还能继续运转吗？
第二天清晨六点，他准时起床跑步。沿着玉渊潭公园的步道慢行，空气中弥漫着初春的湿润。几个晨练老人在打太极，一位穿红马甲的环卫工正清扫落叶。他忽然想起安兴滨江公园里那位每天清晨扫地的老李头，曾蹲在他面前说：“陆县长，我们不怕拆，就怕不公平。”这句话，至今仍在他心里回荡。
七点半，联络员来电通知：九点整，改革专班第一次闭门会议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陆浩换上西装，系好领带，对着镜子整理衣领时，发现鬓角竟已冒出几根白发。他苦笑了一下，心想这三年，真比三十年还长。
勤政殿并不奢华，却庄重肃穆。会议桌呈椭圆形，十二个席位，除他之外，其余十一人皆为中央部委司局级干部或资深政策研究员。主持会议的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周建国，五十出头，面容冷峻，说话简短有力：“今天召集大家，是因为中央决定正式启动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安兴县作为唯一县级代表列席，陆浩同志，请你先介绍一下基层实践情况。”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而来。有人审视，有人好奇，也有人带着几分不屑。陆浩没有慌乱，他站起身，将笔记本电脑连接投影仪，却没有播放PPT，而是调出一段视频??那是安兴县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真实画面：一名拆迁办主任在村民家中情绪失控，拍桌怒吼“你不搬也得搬”，随后被现场监督员当场制止，并启动问责程序。
画面结束后，会议室一片寂静。
“这不是剪辑，也不是摆拍。”陆浩平静地说，“这是去年十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十七分，发生在安兴县红星村的真实场景。当天下午，该主任被停职调查，一周后调离岗位。而那位监督员，是一名通过公开考试录用的普通科员。”
一位财政部的处长皱眉问：“你们就不怕激化矛盾？基层干部本就人手不足，再搞这么多程序，工作还怎么开展？”
“正因为人手不足，才更要靠制度管人。”陆浩答道，“过去我们靠‘能人治县’，现在我们要建‘制度治县’。一个人可以勤政，但只有制度才能保证十个人、一百个人都依法办事。”
周建国微微点头，转向另一位发改委的专家：“老徐，你怎么看？”
那位专家推了推眼镜：“理念很好，但我担心可复制性。安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陆县长个人的强势推动。换个地方，换了领导，会不会一切归零？”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
陆浩沉默片刻，说道：“我同意您的担忧。所以我在提交的配套建议中明确提出：**试点必须配套‘制度刚性约束机制’**。比如，重大征地项目必须经过‘三审一公示’??乡镇初审、县法制办复审、市司法局终审，最后向社会公示七日；任何绕过流程的决策，一经查实，直接追究主要领导责任。这不是靠谁觉悟高，而是用问责倒逼守法。”
会议室再次安静下来。
周建国翻开陆浩提前提交的材料，看到其中一页写着：“**改革不能只靠清官，而要让昏官无法胡作非为**。”他轻声念了出来，随即抬头：“这句话，是你写的？”
“是。”陆浩点头。
“有意思。”周建国合上文件，“看来你不仅会做事，还会写文章。”
会议持续到中午十二点半，最终达成三项决议：一是由陆浩牵头起草《基层征地协商操作指南》；二是三个月内在安兴、河北正定、四川郫都三地同步开展村民表决机制试验；三是成立跨部门联合督导组，每季度赴试点实地评估。
散会后，陈志远留下他喝了杯茶。“怎么样，压力大不大？”他问。
“大。”陆浩坦然，“但我更怕辜负信任。安兴的老百姓等了太久，不能让他们以为这次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陈志远看着他，忽然笑了：“你知道为什么选你来北京吗？不是因为你打赢了一场官司，也不是因为你抓了几个贪官。而是你在发放补偿款那天，亲手把第一笔钱交到了姜淼淼手里??那一刻，你没有站在领导位置上施舍，而是弯下腰，像个普通人一样道歉。”
陆浩怔住。
“中央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官员，而是一个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人。”陈志远说，“只要你不丢掉这个，就没人能真正打倒你。”
接下来的日子，陆浩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工作节奏。每天七点起床，晚上十一点才离开办公室，周末也不例外。他带领团队走访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最高法行政庭，搜集全国各地近五年来的征地纠纷案例，梳理出六大类共性问题：程序缺失、补偿偏低、信息不透明、救济渠道不通、监督乏力、追责虚化。
在此基础上，他主笔完成了《操作指南》初稿，提出“五个必须”原则：必须事先告知、必须组织听证、必须尊重表决结果、必须全程录像、必须留痕备查。每一项都配有具体流程图和法律责任说明。
与此同时，网络舆论也在悄然发酵。一篇题为《那个敢对强拆说“不”的县长，进京了》的文章刷屏朋友圈，阅读量突破千万。文中回顾了陆浩三年来在安兴的每一项改革举措，尤其提到他拒绝开发商贿赂、退还礼金二十三次、拒批违规项目十七个的具体数据。
支持者称他为“新时代的包青天”，质疑者则冷笑：“清廉只是仕途跳板罢了，看他能在京城待多久。”
这些声音，陆浩都看到了，但他选择沉默。他知道，真正的回应，不是辩解，而是行动。
一个月后，《操作指南》通过初审，进入内部征求意见阶段。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破了平静。
某财经媒体刊发深度报道，标题触目惊心：《安兴模式背后的代价：财政赤字飙升，债务风险加剧》。文章引用所谓“权威数据”指出，安兴县近三年用于民生赔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高达18.7亿元，超出财政收入40%，负债率逼近警戒线。文中暗示，陆浩的“民心工程”实则是“烧钱买票”，不可持续。
紧接着，微博上有匿名账号爆料：“陆浩在京期间生活奢靡，频繁出入高档会所，与某女商人关系暧昧。”并附上几张模糊照片，虽未露脸，但足以引发联想。
一时间，舆情反转。有人开始质疑：“一个supposedly清廉的干部，怎么经得起金钱与美色的考验？”
消息传到专班内部，气氛骤然紧张。有人建议陆浩立即澄清，甚至考虑暂停其参与核心文件起草工作。
但他没有慌乱。当晚，他独自一人留在办公室，调出安兴县近三年全部财政报表，逐项核对，连夜撰写了一份万余字的《关于安兴县财政运行情况的说明》，附上审计报告、资金流向图谱、重点项目效益分析。
第二天上午，他主动请求召开新闻通气会。面对十余家媒体记者，他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打开投影，用数据说话：
“2021年，安兴财政总收入6.3亿，支出9.1亿；2022年，收入8.9亿，支出11.4亿；2023年，收入12.6亿，支出15.2亿。确实存在赤字，但三年累计新增债务仅5.8亿，全部用于安置房建设、污水处理厂升级、乡村道路硬化等民生工程，且已纳入省级专项债管理范畴，风险可控。”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所谓‘奢靡消费’，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自从来京，我每日餐标不超过40元，住宿为国务院统一安排的标准间，出行依靠公务班车或地铁。至于那张所谓的‘会所合影’，经技术鉴定，背景中的LOGO属于一家普通茶馆，时间为去年八月，同行者为宁婉晴及其母亲，当日为岳母生日。”
他说完，现场鸦雀无声。
有记者追问：“你不怕这些抹黑影响你的前途吗？”
“怕。”陆浩坦言，“但我更怕因为害怕，就停下脚步。如果一句谣言就能让我退缩，那我还谈什么改革？”
会后，中纪委驻国办纪检组介入调查，三天后发布通报：经查，相关网络信息系临江县原副县长黄卫民指使他人炮制，目的为报复陆浩对其兄黄卫华的依法处理。黄卫民已被立案审查，幕后水军团伙正在抓捕中。
真相大白，舆论再度转向。更多人开始理解：每一次触及深层利益的改革，都会遭遇反扑。而陆浩，不过是走在前面的那个。
风波平息后，周建国专门找他谈话：“你处理得很好。记住，在权力中心，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而是诱惑和恐惧。你能守住自己，很难得。”
陆浩点头：“我一直记得一句话??政者，正也。”
四月中旬，春意正浓。陆浩利用周末请假回了一趟安兴。他没通知任何人，悄悄下了高铁，步行穿过熟悉的街道。路边小店还在卖着他爱吃的豆腐脑，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戏，滨江公园的樱花开了，粉白如雪。
他在县政府门口停下脚步，看见公告栏上贴着最新一期《群众满意度测评结果》：全县综合满意率达94.6%，较上年提升5.2个百分点。执法公正性评分首次超过90。
他笑了笑，转身去了青溪镇。
方静正在村委会组织村民讨论灌溉渠修缮方案。见到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久违的笑容：“你怎么回来了？”
“想看看你们。”他说。
村民们围上来，七嘴八舌：“陆县长，北京好不好啊？”“听说你要当大官啦！”“别忘了咱们这儿啊！”
他一一回应，最后对方静说：“你干得比我想象中还好。”
方静低头笑了笑：“我只是在做你曾经教我的事??把百姓当成亲人。”
当晚，他住在县委招待所。宁婉晴赶来陪他，两人坐在阳台上看星星。她靠在他肩上，轻声说：“我知道你现在走得很远，但只要你回头，我就一直在。”
“我会回来的。”他说，“不只是为了你，也为了这片土地。”
第二天清晨，他去看了姜淼淼。女孩病情稳定了些，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见他来了，挣扎着要站起来，被他按住。
“别动。”他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活着。”
姜淼淼眼眶红了：“我爸走了……走之前说，对不起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
陆浩握住她的手：“他已经悔过了，这就够了。”
离开时，他给县医院留下一封信，申请设立“基层干部心理援助基金”，专门帮助因公致病、家庭困难的公职人员及其家属。他在信末写道：“我们要求他们廉洁奉公，就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回到北京后，改革进入关键阶段。五月上旬，《操作指南》正式定稿，下发三地试点执行。同时，中央决定增设“社会观察员”制度，邀请媒体、律师、学者以独立身份参与监督。
陆浩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高层会议纪要中。有人说他即将“转正”留京，也有人说这只是暂时借调，终将回归地方。
他依旧保持低调。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后读书看报，偶尔与陈志远喝茶聊天。有一次，对方问他：“如果有一天，你必须在‘坚持原则’和‘保住位置’之间做选择，你会怎么选？”
他回答：“位置是暂时的，原则是一辈子的。我宁愿不当官，也不能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种人。”
陈志远听罢，久久未语，最后只说了一句：“中国，需要多一些你这样的人。”
六月底，为期六个月的借调期满。中央组织部正式下达通知：陆浩圆满完成任务，即日起返回安兴县履职，同时兼任“全国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协调小组”成员，定期赴京汇报进展。
临行前夜，他最后一次走进勤政殿旁的小会议室，将一套完整的试点资料移交档案室。管理员接过文件时说：“这些材料，将来可能会进党史馆。”
他笑了笑：“只要它们能帮到老百姓，进不进馆都不重要。”
第二天清晨，他登上返程航班。飞机起飞时，阳光穿透云层，洒向大地。他望着舷窗外渐渐远去的京城轮廓，心中无比清明。
他知道，这场改革才刚刚开始。前方仍有无数难关，有暗箭，有陷阱，有看不见的手试图阻挠变革。
但他也相信，只要还有人在呼唤公平，还有人在等待正义，他就不能停下。
因为他不是为权力而战，而是为那一个个跪在地上哭喊过的老人，为那一双双充满恐惧的孩子的眼睛，为那一份写在入党誓词里的初心。
飞机降落安兴机场时，天已微亮。洪海峰、聂展鹏、姚芳等人早已等候多时。宁婉晴站在人群最前面，手中捧着一束野花。
他走下舷梯，迎着晨风，一步步走向他们。
没有演讲，没有仪式，只有紧紧相握的双手，和那一句轻轻说出的话：
“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