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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幅大概60厘米，步态很稳，没有拖拽重物的痕迹。”杨林用标尺仔细测量着，“嫌疑人身高应该在175厘米左右，体型中等，作案时状态很镇定。”
杨森从勘查箱里取出红色的足迹固定剂，均匀地喷洒在足迹上...
城南出租屋的现场比预想中复杂。门框边缘有一道新鲜刮痕，像是金属物件蹭过留下的，王帅蹲下身用手电照了照，眉头微皱。“煤气中毒？可这扇门……昨晚有人动过。”他说着，指尖轻轻抚过那道划痕，“不是自然磨损，是强行撬动后又试图复原。”
杨林站在门口，正用相机拍摄整体环境。房间不大，一张铁架床、一个旧衣柜、角落里堆着几箱泡面和矿泉水瓶。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煤气味，但并不浓烈，说明通风口曾被打开过一段时间。
“房东说死者叫李卫东，四十一岁，单身，在附近物流公司做夜班搬运工。”杨林翻看笔录本，“昨天早上同事发现他没去上班，打电话没人接，才联系房东过来查看。门是从里面反锁的，破门时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
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前天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体表无外伤，面部呈樱桃红色，符合一氧化碳中毒特征。然而，当技术员对煤气管道进行检测时，却发现了一个异常细节??阀门关闭方式不符合常规操作习惯。
“正常人睡觉前关煤气，会顺时针拧到底。”技术人员指着接口处的螺纹，“但这儿有回旋痕迹，像是先拧紧，再被人逆时针松了半圈，然后再重新拧回去。这种动作不像是无意为之，更像是为了制造‘使用中意外泄漏’的假象。”
王帅盯着那截锈迹斑斑的管道，沉默片刻，转身走向厨房。灶台上放着一只空酒瓶，玻璃杯底残留着些许褐色液体。他戴上手套，小心地将杯子放进证物袋。
“死者生前饮酒？”他问。
“从血液检测来看，酒精浓度不高，属于少量饮用。”法医补充道，“而且胃内容物显示他晚餐吃得很少，只有半碗方便面，进食时间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
王帅踱步到窗边。窗户紧闭，但窗台上积了一层薄灰，唯独靠近把手的位置有一小块明显擦拭过的痕迹。他伸手摸了摸，指腹传来一丝潮湿感。
“这扇窗，最近开过。”他说，“外面下雨两天了，如果一直关着，不可能留下湿印。”
就在这时，杨林从卧室出来，手里拿着一部老旧智能手机。“手机电量耗尽自动关机，SIM卡还在，号码登记信息确实是李卫东本人。不过……”他顿了顿，“通话记录显示，案发当晚十点零七分，他曾拨打过一个未实名登记的虚拟号，通话时长约三分钟。而这个号码，在过去一个月内共接到过五次来自他的来电，每次间隔三到五天。”
“定期联系？”王帅接过手机，眯起眼，“查不到对方身份？”
“暂时不能，运营商需要法院协查函才能提供详细数据。”杨林摇头，“但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人对他很重要，或者至少是他遇到麻烦时第一个想到的人。”
两人走出出租屋，雨已经停了，街角路灯昏黄。王帅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家属为什么怀疑人为作案？”
“据他们说，李卫东虽然生活拮据，但从不拖欠房租，也没听说有什么仇家。”杨林递上一份家属提供的材料，“他姐姐提到，弟弟最近情绪低落，常说自己‘被人盯上了’，还几次半夜惊醒，说是听见门外有人走动。她劝他报警，但他只说‘说了也没用’。”
王帅吐出一口烟雾，目光落在对面楼栋黑漆漆的窗口。“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处境危险？”
回到支队，调查迅速展开。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警方锁定了一辆可疑摩托车??案发当晚十一点四十二分，一名戴头盔男子曾在出租屋楼下短暂停留，停留时间仅六分钟，随后疾驰而去。尽管画面模糊，但其骑行姿势与身材轮廓被AI系统初步比对为一名三十岁左右男性。
与此同时，财务核查有了突破。李卫东名下一张银行卡显示，三个月前开始每月固定收到一笔三千元转账，来源标注为“劳务补贴”，但实际上并无对应公司注册信息。更奇怪的是，这笔钱每次都通过ATM现金提取，从未用于消费或转账。
“像是某种报酬。”杨林分析，“而且付款方有意规避追踪。三千块不多不少，刚好够维持基本生活，又不至于引起注意。”
王帅盯着屏幕上的交易记录，忽然想起什么。“查一下这些取款地点附近的监控，看看有没有重复出现的身影。”
指令下达不到两小时，结果反馈回来：三次取款过程中，同一辆蓝色电动车出现在背景中，驾驶者身穿灰色夹克，戴着口罩。虽无法看清面部，但左车把上缠绕的绿色胶带极为显眼。
“又是它。”杨林调出另一段视频，“这是赵志国被抓那天骑的电动车！他在审讯中交代，车子修好后借给了表弟陈建平，说是帮忙跑腿送货。”
“陈建平？”王帅眼神一凛，“那个长期在外打零工、没有固定住址的家伙？”
“正是。”杨林点头，“而且我们当时没深究这段关系，因为他不在张德海案的关键证据链上。”
线索瞬间串联起来。王帅立即下令传唤陈建平，同时派人搜查其临时租住的车库。搜查行动持续三个小时，最终在一辆废弃货车后备箱中找到一部烧毁的手机主板和一件沾有煤油味的灰色夹克。
更重要的是，在夹克内袋中发现一张手写便条，上面写着：“老李不肯再干了，说要退出。老板意思，处理干净，别留尾巴。”
字迹经笔迹鉴定，确认与陈建平小学时期作业本样本一致。
当晚九点，陈建平在火车站试图购票离市时被抓获。面对铁证，他起初矢口否认，直到看到那张便条照片，脸色骤然惨白。
审讯室灯光如刀。他低头搓着手，声音颤抖：“我不是杀人犯……我只是个跑腿的……真正下命令的是别人！”
“谁？”王帅直视着他。
“我……我不知道真名。”陈建平咽了口唾沫，“大家都叫他‘刘总’。他在城北有个废品回收站，表面上收铜铁塑料，其实……其实是洗钱的窝点。半年前找上我，让我发展几个可靠的人进物流园当搬运工，专门负责转运某些‘特殊货物’。”
“毒品？”杨林追问。
“不全是。”陈建平摇头，“还有走私电子产品、偷逃税的进口零件……甚至包括一些化工原料。李卫东就是他安排进去的，因为物流公司安检松，夜班人少。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夹带货品出厂，每趟给两千到五千不等。”
王帅冷笑：“所以他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内应’。”
“可前段时间风声太紧，海关查得严。”陈建平继续道，“有批货在路上被截了，损失几十万。‘刘总’怀疑内部泄密，就开始清理可能暴露的人。李卫东知道太多，又闹着要退出，就成了目标。”
“所以你去关阀门，制造煤气中毒假象？”杨林语气冷峻。
“我没动手！”陈建平猛地抬头，“我只是按指示去确认现场！那天晚上我确实去了，但我到的时候他人已经不行了！地上倒着酒瓶，煤气开着，我就……我就照着吩咐把阀门弄成那样，然后离开……我真的没杀他！”
王帅盯着他良久，忽然问：“那你为什么删掉通话记录？为什么要烧手机？”
陈建平哑然。
“你以为销毁证据就能脱身？”王帅缓缓站起身，“可你忘了，每一次犯罪都会留下痕迹。哪怕你以为擦得很干净，也会有一根纤维、一滴汗液、一句无心的话，把你拖回这里。”
最终，陈建平承认受雇于“刘总”，负责监视并协助清除风险人员，虽未直接行凶，但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参与掩盖真相，涉嫌故意杀人共犯及妨碍司法公正。
案件并未就此终结。根据其供述，专案组顺藤摸瓜，对城北废品回收站实施全天候布控。三天后，一名自称“刘经理”的男子驾车进入站点，被当场控制。在其车内查获大量虚假合同、境外账户流水单以及一份手写名单??上面赫然写着李卫东、张德海等七个名字，每人旁边标注着“已处理”或“待跟进”。
令人震惊的是，名单末尾竟还有两个新名字，其中一个正是赵志国。
“他们连自己人都不放过。”杨林看着文件，声音低沉，“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或者可能成为隐患，就会被清除。”
王帅握紧拳头。他知道，这不是一起孤立的命案，而是一张隐藏在城市底层的利益网络，悄然吞噬着一个个挣扎求生的灵魂。张德海因举报违规被排挤，退休后被迫参与倒卖；李卫东为赚快钱沦为运货工具；赵志国因债务沦为人质；陈建平则在贫困与恐惧中成了执行者……每个人都在泥潭中挣扎，最终却被更大的黑暗吞没。
结案会上，局长神情凝重：“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系统性腐败滋生的恶果。我们必须向上级建议，全面整顿物流园区、危化品管理、废旧物资回收等行业监管漏洞。”
王帅站在会议室角落，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他想起李卫东姐姐抱着骨灰盒痛哭的模样，也想起赵志国孩子在校门口踮脚张望父亲归来的样子。
正义或许迟到了，但它终究来了。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呢？那些破碎的家庭呢？谁来补偿？
几天后，匿名举报通道再次收到一封信。信纸泛黄，字迹歪斜：
“警察同志：
我是化肥厂的老钳工，干了三十年。
我知道的事不敢当面说。
但我想告诉你们??当年张德海举报的车间事故，根本不是意外。
是有人故意关闭安全阀，导致反应釜超压爆炸。
死了两个人，厂里赔钱私了。
张德海坚持要查，结果被逼提前退休。
现在他死了，可真相还在地下埋着。
求你们，别让它烂在土里。”
王帅读完，久久未语。他将信小心翼翼折好，放入档案袋，封面上写下：“关于胜利化肥厂2015年爆炸事故复查建议”。
他知道，这封信可能会石沉大海，也可能掀起一场风暴。但他必须递交。因为有些事，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做；有些人，不该因为沉默就被遗忘。
夜深了，办公室只剩他一人。台灯下，刑警日志翻开新的一页。他提笔写道：
“今日结案两起，立案一起。死者三人，嫌疑人四名，破获非法经营团伙一个。看似寻常，却皆由生存所迫。我们抓的是罪犯，但也不能忽视背后的困局。法律之外，还有人心；破案之后，仍需反思。愿我不忘初心，不负职责，哪怕前路荆棘遍布，亦当步步前行。”
合上本子，他熄灯离开。走廊尽头，月光洒落，像一条通往远方的银色小径。
第二天清晨，新的警情通报响起：郊区水库发现一具浮尸，疑似失踪多日的网约车司机。
王帅披上外套，对杨林说：“走吧，去看看水底藏着什么秘密。”
脚步声回荡在清晨的楼道里，坚定而清晰。
他们又一次出发了，迎着晨光，走向未知的迷雾。
在这座永不眠息的城市里，罪恶如同野草，春风吹又生。但也总有那么一群人，手持利刃，俯身割除；肩扛灯火，穿行于暗巷。
他们是沉默的守望者，是亡魂的代言人，是光明与黑暗交界处的哨兵。
只要还有一个疑问未解，只要还有一丝冤屈未雪，他们的脚步就不会停下。
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案件背后，都不只是一个名字、一段记录，而是一段人生，一场悲欢，一次对公平最后的呼喊。
而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那呼喊，终被听见。